涪翁曲水，千古流觞 ——宜宾流杯池文化考论(5)

然而，必须看到，涪翁以后的人们，以游者之身姿，怀林泉之心志，造访流杯池，似乎认为就算是理解了黄庭坚，并欣然留题，言志咏怀，以追步先贤。其实这是对戎州流杯池文化的错误诠释，至少可说有失允当。因为，根据上文，如果说黄庭坚之于曲水流觞，对兰亭雅集之风流，在精神层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逆接倾向，那么，元明清时代的人们，以戎州流杯池之文咏，实现了越过黄庭坚，与魏晋风流的顺承。不过，恰恰是这样相反相成的演绎，丰富和发展了戎州流杯池文化的历史内涵，使之不仅具有回首过去的文化意义，也启示我们继续开拓其立足当下通向未来的深远价值。

[1] 张邦炜.黄庭坚梓州路遗迹考述[C]//宋代文化研究：第十七辑.成都：四川大学出版社，2009.

[2] 雍正：四川通志：卷二四：叙州府[M]//文渊阁四库全书：第560册.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.

[3] 嘉庆：四川通志：卷五二：舆地志五一：古迹五：叙州府[M].成都：巴蜀书社，1984.

[4] 嘉庆：宜宾县志：卷六：山川：府县志辑：第三十辑[M].成都：巴蜀书社，1984.

[5] 房玄龄.晋书：卷八〇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.

[6] 雍正：四川通志：卷二五：安岳：文渊阁四库全书：第560册[M].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 1986.

[7] 雍正：四川通志：卷二五：万县： 文渊阁四库全书：第560册[M].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.

[8] 郑永晓.黄庭坚全集编年辑校[M].南昌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2008.

[9] 曾枣庄，刘琳.全宋文：卷二二八八：105册[M].上海：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06.

[10] 脱脱.宋史：卷四四四：文苑传六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.

[11] 肖庆伟.论绍圣以来元祐党人的心态特征[J].福州大学学报， 2001(2)：29-33.

自绍圣五年(998)至元符三年(1100)，黄庭坚谪居戎州(今宜宾)时达三载。其间，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他，将精力集中于读书、作诗、写字，与此同时，和当地的文人、士夫、缁流等有较为广泛的交往。切磋文艺，修养身心，涉足于山水之间，究心于天人之际。且不说他曾经流连嘉州、眉州等地，单是戎州，除了盘桓于主城区，长宁、江安等地，也留下了诗人的足迹。所到之处，兴之所至，多有留题。而今于其诗文，斑斑可考。无等院、锁江亭、流杯池、涪溪、金鱼井、水帘洞、冠冕楼、定跨山、墨妙亭、吊黄楼等[1]，记录着一代诗匠曾经的生命印记和文化之旅。穿越历史的烟云，如今这些地方多已漫漶模糊。而流杯池，以其坚硬的质地和得天独厚的环境，一脉清泉，成流觞曲水，从苍茫的北宋，历块过都，涤荡千年悲欢，悠悠涌来。本文即从当下的流杯池，溯游而上，探究黄庭坚最初的心境以及千年以来后人对此所做的诸多解读，从而形成流杯池丰厚的文化意蕴。一、黄庭坚与戎州流杯池的开凿从黄庭坚的诗文作品来看，诗人喜欢游历山水胜迹，并将即目之境发于笔端，形诸文咏。有时即便寻常之地，诗人情趣之所至，也会欣然命笔。因此，按理说，与之相关的戎州流杯池，其开凿生成的过程，作为颇费时日和人力的工程以及饶有兴味的文人活动场所，当事人黄庭坚应该有一篇足够分量和影响的记文，哪怕是一首短诗。然而，令人困惑的是，诗人关于流杯池，竟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。这一千古之谜，竟然时至今日，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，甚至可以说尚未发现这一问题的存在。那么，这不禁使人追问：戎州流杯池是黄庭坚开凿的吗？如果是，黄庭坚为什么没有相关题咏呢？对此，笔者不揣谫陋，做出如下探究。根据笔者实地考察，遗存于流杯池两边石壁上的历代文字，最早者为南宋时期，兹依时间顺序，将这些宋代刻文抄录如下①：1.眉山李季章、季允、上谷侯有年，来访涪翁旧题。成都范季海、赵章父置酒亭上，黄冠师、王寿嵩与焉。淳熙己酉十二月二十四日，孙仲刻。(1189)2.古栝卢国华易节东去，维舟锁江，同三隅陈逢孺来游。男子文、子人、子及，侄孙渭、外侄孙陈浚侍。绍熙辛亥三月三日。(1191)3.嘉定甲戌季冬之四日，郡假守眉山杨瑾容、父拉新江油史君、二江宋深之之源、眉山程子益以谦来游。翌日，各有所赋。深之既去，瑾为大书之。(诸人之诗作略，1214)4.挽士不能寸，推去则数尺。才难不其然，有亦未易识。面前路径须常令宽，路径窄则无着身处，况能使人行也？右豫章黄太史诗、康节邵先生语，京漕旧有隶本奇甚。郡守临邛黄申为摹刻于涪翁洞侧，以增伟观。嘉定辛巳十月既望。(1221)5.眉山范子郯、潘允恭、家炖翁，入奉宸对，舣舟江锁，来访涪翁遗迹。郡幕杨敏修以乡曲之旧，饮饯于此，日旰乃还。苏次用、杨颐、范忠孙同游。绍定己丑正月廿六日。(1229)另有一通勒刻于淳祐四年甲辰的文字，由于有几处字迹剥落严重，模糊难辨，且以记录游览者姓名为主，未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，兹从略。从这些文字来看，其基本内容大致包括三个方面：一是造访者为文人士大夫；二是均为流杯池而来；三是均为黄庭坚之流风余韵而来，有仰慕缅怀之意。不过，从第三通石刻的相关诗作，似乎能探寻黄庭坚与流杯池之关系，提供些许蛛丝马迹：“宋因党论到元符，安得溪山着一儒。时有诎伸须直遣，天开灵杰溪归愚。泉迹阴涧诗余流，丰拓苍崖节转孤。自返江西天祆远，神游应过此间无？”其中颈联“泉迹阴涧诗余流，丰拓苍崖节转孤”，显然是对黄庭坚当年在此曲水流觞、吟诗遣闷的歌咏。从现存资料看，宋代及其以后的大型地理文献，诸如《方舆胜览》《舆地纪胜》《太平寰宇记》《舆地广纪》《大元混一方舆胜览》《明一统志》《大清一统志》等，均未见戎州流杯池的相关记载。而清雍正《四川通志》卷二四《叙州府》则有了“流杯池”词条：“在县北隔江二里。两石对峙而中通，上下曲折，约身入之，磴路伛偻，而达于巅。其中广处，黄鲁直垒石为九曲，号‘流杯池’。石上尽昔贤记载，多藓剥不可读。亭馆虽毁，遗迹尚存。康熙初年巡抚张德地捐赀复抅，碑勒更新。”[2]370语之凿凿，明确指出宜宾流杯池肇端于黄庭坚，未知何据。嘉庆《四川通志》因之，且附相关题咏，如明谢瑜诗云：“鬼斧辟云根，灵泉绕砌轮。流觞人不见，看壁倒斜曛。夜雨长秋水，新题灭旧文。悠哉黄太史，丘壑意犹存。”[3]1976-1977前两联显然也是对黄庭坚曲水流觞之意的表达。嘉庆《宜宾县志》也有关于流杯池的记载：“流杯池，治北，隔江一里，巨石中劈，黄庭坚于其中甃池九曲，为流觞之乐。石上尽昔人题咏，多藓剥不可读。”[4]19与《四川通志》的观点一致。也就是说，关于戎州流杯池的信息，仅见于清代中后期少量的方志文献之中。换一个角度来看，对于戎州流杯池的所有相关记载，未见载于宋以前的文献，而宋以后的相关记载，不管是文人题咏，抑或是史地文献，都毫无疑义地指向黄庭坚。因此，虽然不能在黄庭坚本人的撰述中获得直接证据，但我们确信，戎州流杯池当为黄庭坚所开凿，并且他和朋友曾经在此曲水流觞，吟诗舒怀。换句话说，戎州流杯池即便并非肇始于黄庭坚，但时至今日，千年历史已经证明，此一文化遗迹其文化内涵的生成发展与演变，无疑是以黄庭坚谪居戎州为契机，并始终未曾脱离黄庭坚这一文化符号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意义。二、黄庭坚阙题流杯池的原因既然如此，那么，为后人流连追慕的戎州流杯池，为什么不见当事人黄庭坚的文记题咏呢？可从如下几个方面予以论究。首先，从曲水流觞的历史渊源及其文化内涵来看。《晋书》王羲之传云：“羲之雅好服食养性，不乐在京师，初渡浙江，便有终焉之志。会稽有佳山水，名士多居之，谢安未仕时亦居焉。孙绰、李充、许询、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，并筑室东土，与羲之同好。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，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，曰：‘永和九年，岁在癸丑，暮春之初，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，修禊事也。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。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，又有清流激湍，映带左右，引以为流觞曲水，列坐其次。虽无丝竹管弦之盛。一觞一咏，亦足以畅叙幽情。是日也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极视听之娱，信可乐也。’”[5]一代名士王羲之与一时名流俊彦，在东晋永和九年(353)的一次山水诗会成为魏晋风流最精彩的注脚，也开启了一种文人风雅自适的文化形态，自此以后，文人士大夫无论是真的风雅，还是附庸风雅，竞相效仿，不绝如缕。这种文化现象，从参与者的角度而言，无论是发起者，还是后来的追慕效颦者，均为文人士流，且正居职任之上，后来达官显贵、皇亲国戚也跻身其间，推波助澜；就其文化意味而言，体现了文人士流寄情山水、优游闲雅的生活情趣和精神指向。相比较而言，黄庭坚基于当时的处境，看来不大适于举行这种文人雅集。其次，从黄庭坚谪居戎州时的心态看，曲水流觞未见于其诗文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自王羲之以后，虽然许多地方在不同时代，都出现了流杯池，但根据文献记载，主持这种高雅闲淡的山水诗会者，均为州郡以及更高一级的在职文官，而未见被流放或遭贬谪的官吏，举行或参与这种活动的记载。如《四川通志》卷二五《安岳》云：“流杯池在县东，宋郡守彭乘所凿。”[6]421同书卷二六《万县》载：“流杯池在县西二里，宋守鲁有开所凿。”[7]484因为这是属于文人专享的富于文化含蕴的娱乐游戏活动，参与者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和文化品位，还应该处于正常的仕宦生涯，持有闲雅宽松的精神状态，这样才能酝酿出热烈的氛围，创制出怡情悦志的佳作，从而确保整个活动的质量。那么谪居戎州时的黄庭坚，其心情如何呢？其诗《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东园》云：“万事同一机，多虑乃禅病。排闷有新诗，忘蹄出兔径。莲花生淤泥，可见嗔喜性。小立近幽香，心与晚色静。”[8]表达了诗人心中的郁闷以及通过禅学思想予以调解的过程。与此意旨相近者，还有《又答斌老病愈遣闷》：“百痾从中来，悟罢本非病。西风将小雨，凉入居士径。苦竹遶莲塘，自悦鱼鸟性。红妆倚翠盖，不点禅心净。”可见，尽管黄庭坚胸次洒落，但此时的他仍然难免郁闷的困扰。不仅如此，从其相关作品中，我们还能感受到他忧谗畏讥、谨小慎微的心理：“或见僦居之小堂名‘任运’，恐好事者或以借口，余曰：腾腾和尚歌云：‘今日任运腾腾，明日腾腾任运。’堂盖取诸此。余已身如槁木，心如死灰，但不除须发，一无能老比丘，尚不可邪？”[8]诗人将自己在戎州城南的寄身之处，命名为“任运堂”，却担心别人误解，以致可能惹出麻烦，故指明出处，袒露心态，明显反映出其如履薄冰的处境和覆辙兢慎的心态。因此，他将自己的住所命名为“死灰庵”“槁木寮”，以明心志。并且，他在与朋友的往来文字中，反复表现槁木其身、寒灰其心的颓然自放心态：某闲居杜门，蓬藋柱宇，鼪鼯同径，寒灰槁木，不省世事……衰疾之迹，万里投荒，一身吊影，其情可察。[9]99某名在不赦之籍，长为明时弃物，胥疏隐约蓬蒿之下，直偷生耳。[9]100闲居杜门，不甚预闻人事，不欲烦公家借书吏，故非至亲至旧可以致手书，不以谪籍点污为嫌者，未尝敢通音问也。以是密迩旧治，不能作记，以道衰疾之迹。蓬蒿塞门，贫病在躬，直可弃捐，何足为长者道之？[9]10待罪穷壑，与魑魅为邻。平生学问，亦以老病昏塞，既无书史可备检寻，又无朋友相与琢磨，直一谈一笑，流俗相看耳。[9]52这些书信体现出黄庭坚痛自切责、完全放倒的精神面貌，形影相吊，心如死灰，寄居蓬蒿之下，暌离人世之音。很难想象，处于这种心态之中的黄庭坚，怎么可能临曲水而流觞，续风雅以赋诗。此外，从当时的政治背景来看，黄庭坚没有为流杯池留下题咏，也是事出有因的。先回溯一下其当初被贬的原因，《宋史》本传记载：“绍圣初，出知宣州，改鄂州。章惇、蔡卞与其党论《实录》多诬，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问。摘千余条示之，谓为无验证。既而院吏考阅，悉有据依，所余才三十二事。庭坚书‘用铁龙爪治河，有同儿戏’。至是首问焉。对曰：‘庭坚时官北都，尝亲见之，真儿戏耳。’凡有问，皆直辞以对，闻者壮之。贬涪州别驾，黔州安置，言者犹以处善地为骫法，以亲嫌，遂移戎州”[10]。由此可见，黄庭坚遭贬的直接原因，在于“章惇、蔡卞与其党论《实录》多诬”。有良史之誉的黄庭坚，在参与《神宗实录》的撰写中，表现出尊重事实、心系社稷、忠君为民的人文情怀，具有浓重的“补衮”意识。而被章惇、蔡卞与其党以修史不实、涉谤先皇之罪而贬谪远徙，其根本原因，还应追溯到当时政治斗争的大背景。元丰八年(1085)神宗去世，哲宗即位，司马光为相，尽废王安石变法，恢复旧制，从而形成所谓变法派和反对派，后者被称为“元祐党人”。元祐八年(1093)，哲宗亲政，章惇为相，全面恢复王氏变法之新政，并对元祐党人予以全面清算和残酷打击。到徽宗时期，蔡京为相，更是将元祐党人铸碑勒石，昭告天下，以示惩戒。黄庭坚作为元祐党人的重要成员，即便章惇、蔡卞们不对之下手，蔡京之流也绝对不会放过他。因此，黄庭坚的西南之贬，是元祐以后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。有学者对备遭打击的元祐党人，在政治高压下的心态予以分析，认为大致可分三种类型：悲苦不振，超然于物外和颓然自废。[11]从这一时期黄庭坚的诗文来看，其心态是复杂的，有时流露出悲苦不振倾向，有时也表现出颓然自放的情态，当然，超然物外也是他经常抱有的精神态度。除此之外，其内心深处隐然存在一种忧惧和不安，对当下处境的无奈和对生命本身的眷恋与尊重。这一切都为我们揭开其戎州流杯池阙题之谜，提供了重要维度。兹摘录其作品的相关文句予以佐证：某捐弃漂没，衰疾慵惰，久在林麓，已无衣冠，但有幅巾直裰，野人之服，恐不可以造公门。某块然蓬荜之下，已忘死生，于荣辱实无所择。能以覆辙兢慎如此，即是万全安乐人矣。人生以身为本，其余于我何有？某负罪未死，捐弃漂没，不当行李，未尝得望光彩。昨以亲嫌迁置贵部，遂得潜伏蓬荜，为乐国之民，窃以自幸。区区常虑谴谪之尘垢，点污大斾之光华，以是久之不敢通书于记室。恭惟君子尽人之情，知其操心危、虑患深，终不以为简也。[8]黄庭坚戎州时期的文字多与上述所录格调相近，于此足可想见诗人当时的复杂心态。做人一向谦和低调而理性的黄庭坚，值此政治高压之下，更是潜身蓬荜，块然独存，心危虑患，忘乎荣辱。因此，即便有曲水流觞之活动，也不会是传统意义的逸兴遄飞、从容闲雅，不过是临清流而徘徊，藉壶觞以遣闷而已。并且在此心境之下，若命笔操觚，形诸吟咏，当难免牢骚之意、凄苦之词，这是与其文学主张和精神期许相乖离的。他曾说：“诗者，人之情性也。非强谏争于廷，怨忿诟于道，怒邻骂坐之为也。其人忠信笃敬，抱道而居，与时乖逢，遇物悲喜，同床而不察，并世而不闻，情之所不能堪，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，胸次释然，而闻者亦有所劝勉……其发为讪谤侵陵，引颈以承戈，披襟而受矢，以快一朝之忿者，人皆以为诗之祸，是失诗之旨，非诗之过也。”[8]可见，黄庭坚失题戎州流杯池，作为一种颇堪涵泳的文化现象，昭示了诗人在特定的政治历史语境中，以“失声”的方式发声，于无声之处听惊雷，可谓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的“欲说还休”。综上分析，黄庭坚与戎州流杯池相关的活动，首先肯定是存在的；其次，黄庭坚参与这样的活动，其心态是低调、内敛而谨慎的。由于没有直接文献支撑，我们已经无法确知究竟有哪些人与之一起参加曲水流觞，但可以肯定，不会是场面阔大、气氛热烈，而应当是少量的有文化和文学修养的亲朋至交组成，以一种轻松随意、毫不张扬的形式展开。其精神指向则以消愁解闷为主，兴尽而已，不必形诸笔墨。三、后人对流杯池的文化解读黄庭坚当年行吟流杯池畔的身影，已然隐没于时间与空间双重的苍茫之中了。后来的人们也许不再关注那一池曲水，从何处来，向何方去；也不再关注涪翁的流觞之酸甜苦辣、行止沉浮，只是怀着敬慕之心、追思之意，从黄河的岸边走来，从庐山的脚下走来。带着岁月的风尘，揣着人生的梦想，连同行者的困惑与焦虑，当他们的脚步停滞于洼然陷落的石阶之前，当他们的目光嵌入两方对峙的石壁，他们的心灵仿佛已经接收到了回荡谷底千年不息的声音。于是他们在戎州流杯池，在这洞天石扉、訇然中开的地方，开始了属于自己的精神之旅。那么，他们看到了什么？他们读到了怎样的黄庭坚？他们将沿着一代文宗所发出的希声之音，走向何方？让我们再一次拨开历史的烟云，循着苔衣斑斓的石壁，聆听他们的心声。自宋至近现代，根据相关文献，流连于斯并留下文咏、勒于石壁者，大致表达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：首先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缅怀先贤，崇仰涪翁清淑峻洁的精神境界。如：议昔经行三十秋，重来创建古东楼。涪溪天造浑无恙，铁索云横欲断流。两客后来谁更重，一樽今日意慵浮。怀人万古高山仰，剩喜夤缘得再游。(宋宋之源著，1214)缅怀在昔元祐间，老仙敲珮蓬莱班。曾时此邦行乐者，不见涪翁只见山。谁欤捎摘青史笔，呼吸群鬼玄弹射。飘然飞上白云乡，来结鸥盟发泉石。西征舡鼓声蓬蓬，才上黔江又锁江。却把蓬莱清淑气，英华遍满万家窗。(宋程子益著，1214)卓荦如翁负重名，岂期迁谪了平生。试看今日流芳远，犹想当年正气横。怪石有题苔未剥，行祠无恙酒还倾。奸雄地下应知否，天理民彝万古情。(郑浚著《涪翁洞次韵二首》之一，作年未详。据《福建通志》卷三六，郑浚：弘治十五年壬戌进士，叙州知府)第一首，诗人驻足流杯池畔，抚今追昔，发思古之幽情，表达对黄庭坚的高山仰止之情，虽语意浑沦，但从上下文可知其所仰慕者，当主要指向涪翁之人格操守和精神境界。第二首，原作很长，此处简其要者予以摘录。黄庭坚因修史遭诬被贬而正气凛然，远谪西南而浩怀清淑，对戎州吏风民俗产生深远的开化导扬之功。作者对黄庭坚逸怀浩气及其积极影响，予以高度赞许。第三首，显然也是突出黄庭坚人格魅力，他是非分明、正气干云，而流芳千古、为人敬仰。其次，凭吊古迹，追念涪翁高雅的诗酒风流。如：萎尘名士已千秋，一爪遗痕胜迹留。如此岩泉谁领略，流杯尚继晋风流。(霞山周钝翁题)使君有佳兴，邀我流杯池。流水既无尽，杯来安可辞。青天峰顶落，白日坐间移。何处风流传，惟称东晋时。(明姜子羔著《乙卯夏日吴峰老先生招饮曲池一首》)联辔来幽境，高风企昔贤。雄文惊百代，佳迹重南川。借景亭非远，流觞水自旋。抚时伤往事，惆怅夕阳边。(明涂瑜癸丑春，1553)第一首，名士已去，胜迹仍存；曲水浮觞，魏晋风流。作者对黄庭坚接续先贤之山水情思、诗酒韵度，深表感慨。第二首，语意除与前作相接之外，更以从容闲旷之笔，叙写自己目送曲水，手接流觞，而踵迹涪翁、演绎风雅的志趣。第三首，写黄庭坚文惊百代、迹滞南川，而浮觞自适、风流雅亮。作者联轡而来，面对夕阳，伤叹不已，惆怅唏嘘，只为昔贤之高风。再次，沐浴先贤之流风余韵，表达林泉自适之意、烟霞超然之心。如：洞自巨灵辟，名因太史传。曲流分石脉，断壁锁岩烟。山水见真性，行藏卜晚年。我车三入蜀，低首愧江边。(明潘鉴著《嘉靖甲辰月二十五日新安潘鉴上虞谢瑜同过涪翁洞各纪以诗》)谁将怪石劈为门，引入烟霞势欲吞。水有源头通玉液，人从谷口泛金樽。坐间罗绮山花簇，席上笙簧鸟语喧。曲折劝酬情不尽，喜看明月转江村。(明邑人李春先著)乾坤留胜迹，我辈此攀跻。座据浮滨石，觞流瀑布溪。曳林蝉响急，振羽鹤飞齐。何处岷峨是，烟霄欲望迷。(《涪翁亭同吉水高鳌石秦中刘昆明花眺用韵》，明嘉靖甲子季夏望日秦中傅应诏题)锁江亭畔古烟霞，石洞杯池老岁华。君问桃源何处是，请从流水觅仙槎。(清嘉庆七年春志，什邡拔贡唐心逯游题)同治三年春，栖清山人王侃来游。亭馆靡存，泉石无恙。遍览手迹，别有心期。欲作名山之藏，莫必后人之遇。感喟。扶二仆，过涪溪，访吊黄楼故址，扁舟而去。(清王侃著，时年四百二十甲子)比较言之，这一部分的石刻数量最多，且多为明清时期的作者。诚然，奇特的自然地貌赋予戎州流杯池及其周边以魅力，巨大的山石傲然兀立，陡峭的石壁亘古相觑，繁茂的黄葛抱石而生。亭榭翼然，泉水悠然。阴晴晦明，四季交叠，霞光雾霭，变幻陆离。古往今来，文人墨客纷至沓来，浅酬低唱，流连忘返。想来，当年黄庭坚也应怀此情味，行吟池畔，静数时光。宋代以降，凡来此留题者，不管是耿介文臣，还是落魄士人；不管是绿鬓年少，还是皤皤老者，他们为之心醉神迷者，无外乎两个方面，黄庭坚之风概，流杯池之自然。二者融合所产生的文化场域，就成了心灵的锚地，精神的港湾。人们涉足于斯，不啻为参与一个仪式，犹如曾子的舞雩之咏，从而获得一次洗礼，一次体认自我、亲近自然的精神之旅。然而，必须看到，涪翁以后的人们，以游者之身姿，怀林泉之心志，造访流杯池，似乎认为就算是理解了黄庭坚，并欣然留题，言志咏怀，以追步先贤。其实这是对戎州流杯池文化的错误诠释，至少可说有失允当。因为，根据上文，如果说黄庭坚之于曲水流觞，对兰亭雅集之风流，在精神层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逆接倾向，那么，元明清时代的人们，以戎州流杯池之文咏，实现了越过黄庭坚，与魏晋风流的顺承。不过，恰恰是这样相反相成的演绎，丰富和发展了戎州流杯池文化的历史内涵，使之不仅具有回首过去的文化意义，也启示我们继续开拓其立足当下通向未来的深远价值。注释：①这里及下文所列举的源于宜宾流杯池的石刻文献，目前尚未见正式出版的书籍载录，均为笔者亲自到宜宾流杯池所抄录。参考文献：[1] 张邦炜.黄庭坚梓州路遗迹考述[C]//宋代文化研究：第十七辑.成都：四川大学出版社，2009.[2] 雍正：四川通志：卷二四：叙州府[M]//文渊阁四库全书：第560册.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.[3] 嘉庆：四川通志：卷五二：舆地志五一：古迹五：叙州府[M].成都：巴蜀书社，1984.[4] 嘉庆：宜宾县志：卷六：山川：府县志辑：第三十辑[M].成都：巴蜀书社，1984.[5] 房玄龄.晋书：卷八〇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.[6] 雍正：四川通志：卷二五：安岳：文渊阁四库全书：第560册[M].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 1986.[7] 雍正：四川通志：卷二五：万县： 文渊阁四库全书：第560册[M].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.[8] 郑永晓.黄庭坚全集编年辑校[M].南昌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2008.[9] 曾枣庄，刘琳.全宋文：卷二二八八：105册[M].上海：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06.[10] 脱脱.宋史：卷四四四：文苑传六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.[11] 肖庆伟.论绍圣以来元祐党人的心态特征[J].福州大学学报， 2001(2)：29-33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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