涪翁曲水千古流觞宜宾流杯池文化考论(3)

闲居杜门，不甚预闻人事，不欲烦公家借书吏，故非至亲至旧可以致手书，不以谪籍点污为嫌者，未尝敢通音问也。以是密迩旧治，不能作记，以道衰疾之迹。蓬蒿塞门，贫病在躬，直可弃捐，何足为长者道之？[9]10

待罪穷壑，与魑魅为邻。平生学问，亦以老病昏塞，既无书史可备检寻，又无朋友相与琢磨，直一谈一笑，流俗相看耳。[9]52

这些书信体现出黄庭坚痛自切责、完全放倒的精神面貌，形影相吊，心如死灰，寄居蓬蒿之下，暌离人世之音。很难想象，处于这种心态之中的黄庭坚，怎么可能临曲水而流觞，续风雅以赋诗。

此外，从当时的政治背景来看，黄庭坚没有为流杯池留下题咏，也是事出有因的。先回溯一下其当初被贬的原因，《宋史》本传记载：“绍圣初，出知宣州，改鄂州。章惇、蔡卞与其党论《实录》多诬，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问。摘千余条示之，谓为无验证。既而院吏考阅，悉有据依，所余才三十二事。庭坚书‘用铁龙爪治河，有同儿戏’。至是首问焉。对曰：‘庭坚时官北都，尝亲见之，真儿戏耳。’凡有问，皆直辞以对，闻者壮之。贬涪州别驾，黔州安置，言者犹以处善地为骫法，以亲嫌，遂移戎州”[10]。由此可见，黄庭坚遭贬的直接原因，在于“章惇、蔡卞与其党论《实录》多诬”。有良史之誉的黄庭坚，在参与《神宗实录》的撰写中，表现出尊重事实、心系社稷、忠君为民的人文情怀，具有浓重的“补衮”意识。而被章惇、蔡卞与其党以修史不实、涉谤先皇之罪而贬谪远徙，其根本原因，还应追溯到当时政治斗争的大背景。元丰八年(1085)神宗去世，哲宗即位，司马光为相，尽废王安石变法，恢复旧制，从而形成所谓变法派和反对派，后者被称为“元祐党人”。元祐八年(1093)，哲宗亲政，章惇为相，全面恢复王氏变法之新政，并对元祐党人予以全面清算和残酷打击。到徽宗时期，蔡京为相，更是将元祐党人铸碑勒石，昭告天下，以示惩戒。黄庭坚作为元祐党人的重要成员，即便章惇、蔡卞们不对之下手，蔡京之流也绝对不会放过他。因此，黄庭坚的西南之贬，是元祐以后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。有学者对备遭打击的元祐党人，在政治高压下的心态予以分析，认为大致可分三种类型：悲苦不振，超然于物外和颓然自废。[11]从这一时期黄庭坚的诗文来看，其心态是复杂的，有时流露出悲苦不振倾向，有时也表现出颓然自放的情态，当然，超然物外也是他经常抱有的精神态度。除此之外，其内心深处隐然存在一种忧惧和不安，对当下处境的无奈和对生命本身的眷恋与尊重。这一切都为我们揭开其戎州流杯池阙题之谜，提供了重要维度。兹摘录其作品的相关文句予以佐证：

某捐弃漂没，衰疾慵惰，久在林麓，已无衣冠，但有幅巾直裰，野人之服，恐不可以造公门。

某块然蓬荜之下，已忘死生，于荣辱实无所择。

能以覆辙兢慎如此，即是万全安乐人矣。人生以身为本，其余于我何有？

某负罪未死，捐弃漂没，不当行李，未尝得望光彩。昨以亲嫌迁置贵部，遂得潜伏蓬荜，为乐国之民，窃以自幸。区区常虑谴谪之尘垢，点污大斾之光华，以是久之不敢通书于记室。恭惟君子尽人之情，知其操心危、虑患深，终不以为简也。[8]

黄庭坚戎州时期的文字多与上述所录格调相近，于此足可想见诗人当时的复杂心态。做人一向谦和低调而理性的黄庭坚，值此政治高压之下，更是潜身蓬荜，块然独存，心危虑患，忘乎荣辱。因此，即便有曲水流觞之活动，也不会是传统意义的逸兴遄飞、从容闲雅，不过是临清流而徘徊，藉壶觞以遣闷而已。并且在此心境之下，若命笔操觚，形诸吟咏，当难免牢骚之意、凄苦之词，这是与其文学主张和精神期许相乖离的。他曾说：“诗者，人之情性也。非强谏争于廷，怨忿诟于道，怒邻骂坐之为也。其人忠信笃敬，抱道而居，与时乖逢，遇物悲喜，同床而不察，并世而不闻，情之所不能堪，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，胸次释然，而闻者亦有所劝勉……其发为讪谤侵陵，引颈以承戈，披襟而受矢，以快一朝之忿者，人皆以为诗之祸，是失诗之旨，非诗之过也。”[8]可见，黄庭坚失题戎州流杯池，作为一种颇堪涵泳的文化现象，昭示了诗人在特定的政治历史语境中，以“失声”的方式发声，于无声之处听惊雷，可谓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的“欲说还休”。

综上分析，黄庭坚与戎州流杯池相关的活动，首先肯定是存在的；其次，黄庭坚参与这样的活动，其心态是低调、内敛而谨慎的。由于没有直接文献支撑，我们已经无法确知究竟有哪些人与之一起参加曲水流觞，但可以肯定，不会是场面阔大、气氛热烈，而应当是少量的有文化和文学修养的亲朋至交组成，以一种轻松随意、毫不张扬的形式展开。其精神指向则以消愁解闷为主，兴尽而已，不必形诸笔墨。

文章来源：《宜宾学院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ybxyxb.cn/qikandaodu/2021/0512/600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