涪翁曲水千古流觞宜宾流杯池文化考论(2)

换一个角度来看，对于戎州流杯池的所有相关记载，未见载于宋以前的文献，而宋以后的相关记载，不管是文人题咏，抑或是史地文献，都毫无疑义地指向黄庭坚。因此，虽然不能在黄庭坚本人的撰述中获得直接证据，但我们确信，戎州流杯池当为黄庭坚所开凿，并且他和朋友曾经在此曲水流觞，吟诗舒怀。换句话说，戎州流杯池即便并非肇始于黄庭坚，但时至今日，千年历史已经证明，此一文化遗迹其文化内涵的生成发展与演变，无疑是以黄庭坚谪居戎州为契机，并始终未曾脱离黄庭坚这一文化符号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意义。

二、黄庭坚阙题流杯池的原因

既然如此，那么，为后人流连追慕的戎州流杯池，为什么不见当事人黄庭坚的文记题咏呢？可从如下几个方面予以论究。

首先，从曲水流觞的历史渊源及其文化内涵来看。《晋书》王羲之传云：“羲之雅好服食养性，不乐在京师，初渡浙江，便有终焉之志。会稽有佳山水，名士多居之，谢安未仕时亦居焉。孙绰、李充、许询、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，并筑室东土，与羲之同好。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，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，曰：‘永和九年，岁在癸丑，暮春之初，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，修禊事也。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。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，又有清流激湍，映带左右，引以为流觞曲水，列坐其次。虽无丝竹管弦之盛。一觞一咏，亦足以畅叙幽情。是日也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极视听之娱，信可乐也。’”[5]一代名士王羲之与一时名流俊彦，在东晋永和九年(353)的一次山水诗会成为魏晋风流最精彩的注脚，也开启了一种文人风雅自适的文化形态，自此以后，文人士大夫无论是真的风雅，还是附庸风雅，竞相效仿，不绝如缕。这种文化现象，从参与者的角度而言，无论是发起者，还是后来的追慕效颦者，均为文人士流，且正居职任之上，后来达官显贵、皇亲国戚也跻身其间，推波助澜；就其文化意味而言，体现了文人士流寄情山水、优游闲雅的生活情趣和精神指向。相比较而言，黄庭坚基于当时的处境，看来不大适于举行这种文人雅集。

其次，从黄庭坚谪居戎州时的心态看，曲水流觞未见于其诗文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自王羲之以后，虽然许多地方在不同时代，都出现了流杯池，但根据文献记载，主持这种高雅闲淡的山水诗会者，均为州郡以及更高一级的在职文官，而未见被流放或遭贬谪的官吏，举行或参与这种活动的记载。如《四川通志》卷二五《安岳》云：“流杯池在县东，宋郡守彭乘所凿。”[6]421同书卷二六《万县》载：“流杯池在县西二里，宋守鲁有开所凿。”[7]484因为这是属于文人专享的富于文化含蕴的娱乐游戏活动，参与者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和文化品位，还应该处于正常的仕宦生涯，持有闲雅宽松的精神状态，这样才能酝酿出热烈的氛围，创制出怡情悦志的佳作，从而确保整个活动的质量。那么谪居戎州时的黄庭坚，其心情如何呢？其诗《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东园》云：“万事同一机，多虑乃禅病。排闷有新诗，忘蹄出兔径。莲花生淤泥，可见嗔喜性。小立近幽香，心与晚色静。”[8]表达了诗人心中的郁闷以及通过禅学思想予以调解的过程。与此意旨相近者，还有《又答斌老病愈遣闷》：“百痾从中来，悟罢本非病。西风将小雨，凉入居士径。苦竹遶莲塘，自悦鱼鸟性。红妆倚翠盖，不点禅心净。”可见，尽管黄庭坚胸次洒落，但此时的他仍然难免郁闷的困扰。不仅如此，从其相关作品中，我们还能感受到他忧谗畏讥、谨小慎微的心理：“或见僦居之小堂名‘任运’，恐好事者或以借口，余曰：腾腾和尚歌云：‘今日任运腾腾，明日腾腾任运。’堂盖取诸此。余已身如槁木，心如死灰，但不除须发，一无能老比丘，尚不可邪？”[8]诗人将自己在戎州城南的寄身之处，命名为“任运堂”，却担心别人误解，以致可能惹出麻烦，故指明出处，袒露心态，明显反映出其如履薄冰的处境和覆辙兢慎的心态。因此，他将自己的住所命名为“死灰庵”“槁木寮”，以明心志。并且，他在与朋友的往来文字中，反复表现槁木其身、寒灰其心的颓然自放心态：

某闲居杜门，蓬藋柱宇，鼪鼯同径，寒灰槁木，不省世事……衰疾之迹，万里投荒，一身吊影，其情可察。[9]99

某名在不赦之籍，长为明时弃物，胥疏隐约蓬蒿之下，直偷生耳。[9]1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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